日本记者眼中的袁世凯：任人唯亲善用宵小令人痛惜(图)

无独有偶，现代史也可为理想与务实的问题作些许佐证。由于时代背景迥然有别，改革开放后的30年里，我国的政策倾向与此前的30年相比，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建国之初，世界各国都在“二战”废墟中蹒跚起步，邻邦日韩的战后惨状和中国不分伯仲，改革的迫切性看起来并不十分突出，可以充满自信和自豪地“输出革命”。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日韩都已从废墟中凤凰涅磐并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的领跑者。港台的经济成就，也足以令人侧目。中国必须正视这个现实，穷则思变，除了立足实际、革故鼎新，别无他法。

就德性而言，我们不妨以用人为例。佐藤铁治郎就用人问题为袁世凯扼腕痛惜：不管是侵吞军费的王士珍，还是权力寻租的警察总办曹家祥，袁世凯难辞其咎。事实上，袁世凯本人的发迹也是源于卖身和投靠的人身轨迹：吴长庆、李鸿章、荣禄、奕劻、李莲英，这期间甚至还曾投靠过李鸿章的死对头翁同龢。一个习惯卖身投靠的旧体制官僚，他的思想再新潮，也跳不出旧体制这口酱缸。这也是为什么袁世凯在用人上任人唯亲，甚至大肆任命宵小之徒。佐藤大概没读过王安石对《史记》中孟尝君的评价：“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这句话也适用于解读袁世凯的用人不当。对于没有民主选举的晚清而言，任人唯亲是常态，选贤任能才是反常。科举考试固然能擢拔曾国藩、李鸿章、张謇这样的能臣干才，可相对于庞大的帝国版图和危如累卵的政局而言，这既显得杯水车薪，又显得力不从心。

新官僚的末路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承认康乾盛世的同时，不无警醒地提出：清朝经济已经走到其制度的尽头。亚当？斯密的这句话用在晚清的政治制度上同样称得上是当头棒喝。

袁世凯引进西方兵役制度、西法练兵、设立警察制度、创办实业、鼓吹留学、设立诉讼费制度，都是兴利除弊的美政。可现实远比袁世凯梦想中的更加骨感：新式陆军最后沦为唯命是从、割据称雄的地方军阀，警察制度成为曹家祥之流寻租敛财的不二法门，创立的实业俨然红顶商人的乐土。原因也很简单，新政不仅是引进铁路、轮船、电话、电报这样的器物文明，也不仅是机械移植国外的兵制、警察、司法制度，还在于一种宪政共识，一种政治文明，而这种政治文明或宪政共识对于旧体制里的新官僚而言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袁世凯对抗的是整个旧体制，其难度不逊于堂吉诃德和风车作战。

值得一提的是，仅作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仅经济体制改革会无疾而终，还会为政治领域的腐败创造更深厚的温床，这也是佐藤铁治郎言不及义的历史局限性。论及经济体制改革，李鸿章、奕訢揭橥的洋务运动不可谓不深入：民用工业、军事工业、官民合资、外商独资企业、民办企业如火如荼，多元经济形态井喷，甚至博得了“同治中兴”的美名。可是滞后的政治改革使得洋务运动的成果最后要么被旧体制官僚拖垮，要么被盛宣怀为代表的官商鲸吞。袁世凯也没能逃脱这样的宿命，旨在裁汰冗员、减轻财政压力的厘定新官制，最后沦为了庆亲王奕劻父子权力寻租的猎场。

作为旧体制的新官僚，袁世凯要在新和旧两种势力中求得平衡和发展，难免赌徒式的跌宕起伏。立宪先行者袁世凯最终还是选择了称帝，宛若易卜生笔下出走的娜拉，要么堕落，要么回来。